1949年谈判时，张治中犯了一个错误，让周恩来拍案而起
1949年初，随着三大战役接近尾声，国民党大势已去。蒋介石选择退居幕后，以休养为名返回奉化老家，将应对解放军的重任转交李宗仁。
接任总统职务的李宗仁面临严峻挑战，他积极寻求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。鉴于张治中与中共领导层的深厚渊源，他特别委任其担任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团长一职。
抗战与内战期间，张治中多次作为国民党代表与中共进行和谈，并三度前往延安访问。毛泽东评价他"是真心追求和平的人士"。
鉴于张治中与周恩来之间深厚的私人友谊，李宗仁对此次和谈的顺利推进持乐观态度。
然而，李宗仁对事态的严峻程度判断存在明显偏差。
尽管周恩来素以温和待人著称，但在原则性问题上却立场坚定。张治中初抵北平之际，便因这一点而遭遇了强硬回应。
1949年4月1日，当南京代表团飞抵北平南苑机场时，张治中在接机人员中并未发现周恩来的踪迹。这一缺席令他感到意外与不快，毕竟两人是旧识，即便要针锋相对也该在谈判时，为何连基本的迎接礼节都省略了？
张治中到达北京饭店后，立即与周恩来会面，直截了当地询问：“怎么在机场没看到你？”
周恩来神情凝重，质询道："作为李宗仁代总统的特使，为何启程前专程前往溪口拜访蒋介石？"
张治中略显迟疑，随后回应道："作为国民党最高领导人，临行前与蒋介石会晤，确实合乎情理。"
周恩来坚决地回应道："专程前去会面容易引起怀疑，你究竟代表哪一方？这次谈判是真心还是做做样子？"
在谈判尚未展开之际，周恩来便已牢牢掌握了先机，这让张治中猛然察觉到自己出现了重大失误，一时间竟无言以对。
傍晚时分，国共双方代表在南京展开正式磋商，张治中在谈判过程中再次出现重大失误。
张治中在调解国共关系时，用了一个欠妥的比喻：他将国民党比作未能妥善持家的兄长，而共产党则是能力出众的弟弟。他认为，既然弟弟更有治家之才，兄长理应让出管理权。但他强调，无论权力如何更迭，两党始终同属一家，不应将国民党视作罪人对待。
周恩来罕见地展现出激动情绪，猛然拍桌质问道："你们何时真正以兄弟之情相待？自1927年四一二事件以来，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惨遭屠杀，这笔血债人民终将清算！少数反动分子挑起内战，岂是'治家不严'就能搪塞的？"
张治中此刻方才明白事态的严峻性，立即表达了歉意。
自1927年起，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人及进步分子展开了残酷镇压，连续发动多次大规模"围剿"行动，企图彻底消灭共产党力量。即便在国共联合抗日期间，仍策划了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，导致新四军超过7000名将士惨遭杀害。国民党反动派从未考虑过所谓的"兄弟情谊"。
张治中试图以民族感情为纽带缓解国共矛盾，却遭遇了强硬回应。周恩来义正词严地表示：“中共与国民党的对抗绝非手足之争，而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势力之间的较量。在如此重大原则面前，我们绝不会妥协！”
历经近半月磋商，谈判双方最终签署了《国内和平协定》。代表团设定截止日期，敦促李宗仁当局于4月20日前完成签署程序。
根据协议内容，共产党坚定表态，无论国民党是否签署，解放军都将坚决执行渡江计划。实现全国解放作为共产党的神圣职责，这一进程不可阻挡。
正如预期，李宗仁拒绝签署协议，而蒋介石则暴跳如雷，痛骂张治中“无能，辱国”。
毛主席早已预见到这一历史进程。1949年4月21日，他与朱德总司令共同签署了《向全国进军的命令》。随着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，这场关键战役正式打响，标志着国民党政权的最终覆灭。
尽管谈判未果，周恩来与张治中的私人情谊依旧稳固。在周恩来的耐心劝导下，张治中最终决定留在大陆，未随蒋介石赴台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张治中依然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信任，先后被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，跻身国家领导人之列。
周恩来曾这样描述他："这位人物既深奥又单纯；不过毋庸置疑，他始终怀着对祖国的热爱。"
张治中深受周恩来的影响，他坦言："我的成长离不开老友周恩来的指引与教诲，他宽广的胸襟和团结众人的理念堪称典范，这份情谊我将永远铭记。"
作为中共谈判代表，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展开了密集磋商。双方就政治、军事等核心议题进行了多轮会谈，周恩来始终坚持和平建国方针，张治中也积极推动和谈进程。经过长达43天的艰苦谈判，双方最终签署了《双十协定》，为战后中国政治格局的构建奠定了基础。
